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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深秋到腊月，时间像被人悄悄拧快了。

    入冬后，北京的风一日比一日凌厉，街头的银杏叶褪成干脆的金黄，地铁站里的羽绒服变成了主色调。赵嘉白天忙项目投标，晚上做年终汇总，等她终于抬起头的时候，已经是明天就过年了。

    小区门口的便利店挂起了红灯笼，写着“预订年货”；公司楼下的咖啡店开始放陈奕迅的粤语歌，暖气轰隆隆响着，把所有节前的疲倦都吹得更重了几分。

    过年之所以在中国很重要，是因为在几乎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吃饱饭都是中国人一个奢望，而过年这样一个日子，正是人们可以放开肚子吃饭的时候，就这么简单，一年的艰辛在这一段时间放纵一下。但是改革开放40多年了，吃饭早已不是问题，年味似乎就只停留在那些恭喜发财的歌声里了，过年变成了城里的人回乡逃避城市的理由，经济的变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着。

    赵嘉已经很多年没回家过年了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忙，也不是远，交通如此发达，高铁回郑州不到5个小时，而是回去没有意义。

    自从她大学毕业开始，家里就越来越像个提款机与道义感召的结合体。她每个月一发工资，母亲的微信就会弹来一句：“你弟下个月要模拟考，报个冲刺班，先转两千。”

    她学会说“我下月发了工资再看”，然后默默关掉消息提示。

    她曾试过争取过一点点自己的生活——比如她想出国，想学更多东西。可她妈当时只回她一句：“你弟都在备考了，你还能有这心思？”

    父亲沉默，默认。

    赵嘉很早就明白：她是那个要“懂事”“少惹事”“别和儿子抢资源”的孩子。

    所以，长大后她干脆不回家，也不解释。

    她总说：“我在加班。”

    没人关心她是真的在加班，还是在某个地铁站台边吃完一份煎饼，顺手发了一句“新年快乐”。

    她的家从来不是一个等她回去的地方。

    但偶尔，在某些突如其来的安静时刻，比如深夜写完一份方案、电脑屏幕熄灭的瞬间，赵嘉会想起奶奶。

    老家的冬天总是干冷，奶奶屋里烧着土炉子，火光跳跃在老旧的花布被面上。小时候她冻得手红鼻涕直流，奶奶总会拉她过去，剥一个烤得冒热气的橘子塞进她手里，边念叨：“小嘉最乖，不像你弟，成天疯。”

    后来，奶奶腿脚不利索了，还坚持在院子里种她爱吃的香葱，说是“嘉嘉回来要吃的”。但赵嘉再也没真正回去过。奶奶的房子后来被拆了，她也不知道那些葱最后长到了什么程度，有没有在风里冻坏。

    她不敢太常去想奶奶，因为那是少数她曾被真正等着、被在乎着的时刻。

    奶奶的身体应该还不错，至少母亲是这样说的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她原本打算订腊月二十九的机票，一个人去青岛走一圈，散散步、避避年。

    但周行砚看了她一眼，“你这次过年还不回家？正好”没等她按下确认键，就说：“跟我回家。”

    她愣了一下：“你家？”

    “我妈在安排菜了。”他语气平平，“你现在取消还来得及。”

    她想拒绝，但他语气里没有留余地，就像在发布一项会议安排。

    于是她顺从地收起手机，回房间换上了那件藏蓝色大衣。

    黑色奥迪驶入西城区一带少见的警卫区，赵嘉在后座看见门口武警立岗，门楣上挂